二十年前由《光明日报》发表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发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无论从实践还是从理论上看，留给我们的启示都极为丰富而深刻。在世纪之交，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之际，越是关注现实的发展就越能体会到它的深远意义。例如在哲学上，如果没有这场大讨论所启动的思想解放，就不可能有突破了传统哲学框架、沿着“实践——主体性——价值”这一新思路而展开的更富有生命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而如果没有哲学上的突破和深入，也不可能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性质和意义、对邓小平理论的丰富内涵及其创造性的思维方式有更深入全面的理解和把握。
我认为，我们二十年来在思想理论上最重要的收获之一，就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个新阶段、新高度的主要特征和标志，在于结合新的时代特征，走向了价值与真理高度自觉、全面的统一。邓小平理论是这一当代发展形态的突出代表。从真理观与价值观的角度来看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可以发现它大体上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单纯的价值构想为特征的空想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原本来自一种关于人类社会美好前途的价值理想和追求。最初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是一些具有崇高情感和献身精神的人，他们无情地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现实的丑恶，向往并坚信，凭借对“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发现”，就可以创造一种全新的、优越的社会制度，来取而代之。它之所以最终成为空想，不是因为他们所向往和追求的价值目标不够美好和高尚，而是因为他们的理想脱离了现实。正如恩格斯指出的，空想社会主义本身产生于资本主义的现实，但在它看来，现实社会“表现出来的只是弊病”，而不是同时也孕育着消除弊病的要求和条件，因此揭露问题可以面对现实，而解决问题却不需要从现实出发；他们的社会主义理想和方案只是从一定理论原则出发的产物，来自“思维的理性”，却与现实的条件无关；他们只从抽象的人性、道德、幸福、自由等方面构想和实施自己的社会主义，不注重从现实的经济关系和阶级矛盾中寻找改造社会的合理方式，等等。总之是只有主观的价值追求，没有历史的客观真理。正因为如此，它才“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它越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越是陷入纯粹的幻想”（以上引文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版第3卷第724页）。
第二阶段：通过揭示历史必然性使其成为真理的科学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继承并发扬了前人关于追求人类解放和美好前途的一切崇高理想、合理信念，它比空想社会主义更富有献身于人类解放事业的牺牲精神。但它绝对不同于后者之处，则在于超出了主观的价值构想而找到了历史的客观真理。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强调的：“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同上书第358页）：“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版第1卷第87页）；社会主义不是来自某种主观愿望和想象，而是一个不可抗拒的客观历史进程，现实的发展正在为它的实现创造着基础，提供着必要的条件和动力，等等。解决了社会主义的历史根据和必然性问题，意味着它从一个单纯的价值观上升为具有科学真理性的学说，成为价值和真理统一的、完整的、真正科学的历史观。这是社会主义思想史上最伟大的成就。
第三阶段：在实践中经历了曲折的探索过程，最终走向价值与真理自觉全面统一的现实（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开辟了社会主义实践的新时代。但一百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也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在理论上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如何通过实践充分体现出来，仍然需要艰苦的探索。社会主义的实践者能否像他们那样，始终从世界观的高度把握住社会主义的真理性与现实价值选择的统一，是决定社会主义事业命运的关键。
总结现实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我们不能不看到这样一个现象，就是在坚信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与坚持人民群众的价值取向之间，存在着发生各种偏差的可能；而把二者彼此割裂和对立起来，正是导致在现实中失败的一个总体性、实质性的根源。已往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和教条主义等错误倾向的共同特点，都是一方面机械地、教条地理解“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另一方面实际上无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价值取向，从而使社会主义事业遭受挫折。不同的是，右倾机会主义往往片面地强调走向社会主义历史过程的阶段性，完全不顾人民群众的意愿和业已出现的革命形势，却以种种理由放弃社会主义根本原则；“左”的僵化的教条主义则是片面强调社会主义最终目的和结果的必然性，同样蔑视群众的现实利益和价值取向，把社会主义当成了仅仅靠外部力量（如行政权力）强加于现实的东西，从而使其失去了应有的基础和活力。从导致苏东剧变的原因和曾在我国为害甚烈的“左”的错误中，都可以得到大量这样的教训。二者实际上都是把社会主义的科学真理性、历史必然性同以人民为主体、为人民服务的现实价值取向割裂和对立起来，其中尤以后一种僵化倾向在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表现最为严重。
邓小平总结社会主义实践中曾出现的严重失误和挫折，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的主观根源，在于指导思想上对“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3页）邓小平理论总结了历史经验，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恢复并深化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本义。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我认为正是恢复、或者不如说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了真理与价值统一的科学的社会主义观。众所周知，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思想的一系列重要贡献中最具时代特色的，是他旗帜鲜明地把价值观和价值标准引入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和判断标准之中。他毫不怀疑社会主义最终胜利的历史必然性，始终坚信社会主义的方向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社会主义的未来目标是一定会实现的。但是针对已往主要是“左”的错误所表现出来的片面性，他更加强调指出：社会主义能否实现，社会主义的本质和优越性能否体现出来，却并不会因此而一帆风顺，而是还有个搞好搞不好，能不能正确理解，能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等一系列关键问题。不解决这些问题，就没有现实的社会主义。而这一切都取决于实践，取决于在实践中是否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否坚持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基础、坚持“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是否能够使全体人民走向共同富裕，达到让“人民满意”的效果，等等。这就牢牢把握住了社会主义的两个客观必然性基础———一个是生产力发展的根本作用和趋势，一个是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和价值选择，从而在动态实践的高度上，重新完整、充分地确立了价值与真理高度统一的、自觉的科学社会主义观。二十年来我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成就充分证明了这种科学社会主义观的科学性与真理性，充分证明了其价值。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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